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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经济战略的变与不变

2008年GDP的三大驱动力的比例分布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名义GDP的增长的基础仍然存在，实际GDP增长仍然有比较可靠的保证，我们对2弹簧008年经济的10%以上的稳定增长有充分的信心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不确定因素增多，这给我们正确判断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决策带来很大的困难。

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给2008年全球经济罩上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阴影，也给中国经济罩上了不确定性的阴影。新年初始，我国南方50年不遇的大风雪，又给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加了诸多变数。如何应对新的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笔者认为，以我为主、坚持有所变有所不变，是非常重要的策略。

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战略不变

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增加，美国消费市场萎缩将影响全球出口市场。

美国和欧洲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出口贸易受两个主要出口市场萎缩的影响，出口增长下滑可能是2008年中国经济最能明确的变化。虽然出口顺差对GDP的贡献占到8%，但是靠恢复刺激出口增长的政策，放弃既定的出口企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移来稳定经济，可能并非正确思路。

首先，如果出口贸易增长下滑是行程在600－1500mm就能够外需不足，那么内部刺激出口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美国经济衰退使得美国进口市场萎缩是外部因素，不是内部鼓励出口所能够解决的。鼓励出口可以增加出口生产，但是没有买家和市场，增加了生产并不意味着可以增加出口，只能形成新的过剩产能。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贬值不能增加出口的意义一样。当年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导致东南亚各国的购买力下降，那时如果采取人民币贬值、出口产品价格下降的政策，不可能改变东南亚市场需求萎缩的形势，价格下降也达不到增加出口的目的。

其次，低层次面膜的一般加工贸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要的结构调整是一种经济规律，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移的既定方针。当经济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成本特别是劳工成本不断提高，贸易的比较优势会逐渐消失。此时如果不适时坚持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或进行产业转移，那只会制造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而如果错覆膜机过调整的时机，当大规模产业转移发生时，经济增长不能持续，还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最大扭矩、抗扭强度、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等性能是当时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快速增长的经济“四小龙”没有适时进行结构杂质泵调整，当低水所以很多的产品在出厂之前需要经过很严格的测试后平的加工业遭遇比较优势的瓶颈、向更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主动转移时，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就暴露了。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适时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违反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应该因为外部环境的变数增加而改变。某种意义上，外部需求的下降可能成为出口企业结构调整的动力。

第三，对于大国的经济增长来说，内需应该起决定作用，不能过度依赖外需。当前迫切需要刺激内需，在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是从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推动的增长方式转移的契机。

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是个痛苦的过程，可能出现与国企改革时减员增效同样的现象，会有失业，会有下岗。但这次有着根本的不同。产业的升级、产品的换代带来的是结构性失业，能够被“逼”着调整的企业，就能够“逼”着靠培训提升劳动力水平，改变低水平劳动力短缺经济，创造新的层次上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使经济在新的层次上继续增长，走向良性循环。更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变

国际环境的变化，可能是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难得的没有压力的改革时机。美联储大幅降息，直接的作用是稳定美国经济，间接的影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加。

但是资本流向的时间性是非常微妙的，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流向。虽然当前三大储备货币的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美联储的大幅降息，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全球流动性过剩，但是回顾上一轮全球流动性过剩发生的时间表，我们注意到：为拯救新经济的调整，2001年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丈量到了足够高的值策，用20余次降息，把联邦储备基金利率从7.5%降至1%，并保持两年之久。但是2004年，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才开始显现，石油、黄金、房地产价格以及全球金融市场膨胀，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证券投资资本大量流入，造成资产价格泡沫，从而埋下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根据历史的经验，这次全球储备货币当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开始的阶段，资金应该是“专注”本国经济恢复。当经济复苏到一定的时候，经济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增强，货币供应超过本国经济需求，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要“轮回”了。这中间的时间区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显示，美国的次贷危机可能要到2008年中充分显现，这一轮经济放缓可能要到2009年中期开始恢复。而全球再次流动性过剩可能要在一年半到两年以后卷土重来。

因此，近期资本流向可能发生变化，外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减轻。从汇率机制改革的角度，可能是一段宽松的环境。没有压力就有主动性，所以可能是汇率机制进一步改革的难得的时机。